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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划人：卞恒沁
和你一起终身学习，这里是罗辑思维。
我们学历史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个感觉？东汉这个朝代，虽然也有200年的时间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，猛一提起，连有趣的故事都很少。连东汉的开国皇帝，刘秀的生平好像也是寡淡如水。
但其实历史上对刘秀的评价是很高的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就说，刘秀这个人是“三代以下，独冠百王”，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帝王们，都没有像刘秀这么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刘秀这个人“明于治道”，就是特别会治理国家。至于刘秀到底厉害在哪里，王夫之没有细说。接下来的两天时间，我们就聊聊，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，刘秀这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
我们都知道，传统中国管理国家的人叫做“士大夫”。“士大夫”最大的特征，就是他们有两面性：一面叫做“儒生”，就是他们要负责传承儒家的文化；另一面叫做“官吏”，就是他们要作为政府的官僚，担负起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。但是请注意，士大夫这个群体，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是逐渐塑造成型的。那在中国历史上完成这个塑造的，就是刘秀。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教授有一本历史学名著，叫《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》，里面就谈到了这个问题。
要知道，在秦朝到西汉的这段历史上，“儒生”和“官吏”原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，并且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还非常糟糕，甚至可以说是一对仇家。
比如说秦朝初年，代表官员的李斯，要搞郡县制。而当时的一个大儒，叫淳于越就要搞分封制。李斯就急眼了，干脆对秦始皇说，儒家喜欢引经据典，非议政治，所以应该把儒家的经典一把火烧掉。秦始皇就采纳了李斯的意见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焚书事件”。幸好当时民间有人偷偷藏了一些书，不然我们今天可能连《诗经》都读不到了。
你看，这场冲突的双方代表分别是淳于越和李斯。淳于越是“儒生”的代表，李斯是“官吏”的代表。那他们为啥要冲突呢？争夺社会的主导权嘛。儒生和官吏这两种角色，分别代表了当时的精神追求和社会治理这两个侧面。儒生是讲道德原则的人，他们的核心逻辑是社会理想。而官吏是办具体事的人，他们的核心逻辑是治理效率。这两个核心逻辑冲突，到今天还是能够看见。
这种矛盾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，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有两个人，分别走向相反的两个极端。
第一个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秦始皇。他在中国历史上，把治理效率这个导向发挥到了极致。体现在具体的施政方针上，就是完全用“官吏”来治理国家。那精神追求怎么办呢？秦始皇觉得没必要，老百姓要什么精神导师？要什么儒生？你们就“以吏为师”好了。你看，这是战国时期法家文化的恶性发作。那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呢？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，秦朝是二世而亡。这是一个极端。
那另外一个极端，是西汉末年的王莽。王莽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虔诚的儒家信徒。他当了皇帝之后，任命了一大批儒生，搞什么“托古改制”。结果儒生们的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，他们真的只有理想，不懂怎么治理国家。比如儒生说要恢复井田制，王莽就真的下令，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，土地多的要自觉把土地分给乡亲们，不然就抓起来。结果当时的监狱里就住满了人，最后各地的豪族就起来反抗，把王莽政权推翻了。
历史像是一个钟摆，从秦到西汉的200年，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来摆去，所以汉宣帝就为这种摇摆起了一个名字，说我汉家制度是“霸王道杂之”，又用霸道又用王道，又用官吏又用儒生。皇帝成了这两股互相对抗力量的唯一仲裁者，这当然是一个不平衡的结构。更重要的是，儒生和官吏这两个群体因为互相冲突，各自的特性被震荡强化，儒生越来越好高骛远，官吏越来越鄙俗势利，而且这两伙人还互相看不起。
这个难题，到了东汉初年，就摆在了开国皇帝刘秀的面前。刘秀的办法是，既然你们水火不能相容，那就干脆让你们起化学反应好了，让你们变成同一种人。
刘秀做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事叫做“尊儒”。刘秀即位后不久，他就建造了太学，还亲自在太学里讲学，和儒生们在一起辩论，旁听的有几万人，盛况空前。刘秀对儒生这么亲近，让天下人都非常眼红，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经对儒家不屑一顾的“官吏”。于是官吏也开始学习儒家的经典，想让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点。这就让吏主动向儒靠拢了。
第二件事叫做“吏化”，官吏的吏，变化的化，所谓吏化就是把儒生变成真正的官僚。在当时，想要做官主要是通过察举制度，就是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荐人才。通过察举当上官的人里，儒生占了很大的比例。刘秀建立了一项制度，规定地方官如果看上了一个人才，必须先让他做一个小官，让他熟悉一下行政工作，等到确定他能够胜任了，再向中央推荐。
过去儒生做官没有这个试用期，所以当了官还满脑子理想主义，弄出了许多乱子。现在儒生要做官必须经过试用，要想顺利通过试用，就必须去学习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技能。这就让儒生主动向官吏靠拢了。
你看，刘秀做的这两件事，让斗了几百年的儒和吏在东汉开始主动相互接近。到了东汉中期以后，儒和吏就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很难分得清了。
东汉末年，有一个叫王粲的名士，建安七子之一。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儒吏论》，里面有一句话叫“吏服训雅，儒通文法”，就是吏也懂得儒家的学问，儒也精通官僚的技能。儒和吏就这样融合到了一起，成为我们熟悉的“士大夫”，士大夫政治也就定型了。
你不要小看这一步的演化。这不只是消解了一个矛盾这么简单。实际上，这一步的真正意义是，中国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，终于在社会结构中演化出了一个良性的要素，一种中坚性的力量，把原来官员和儒生各自的优势融合在一起的全新阶层。有了士大夫这个阶层，上可制约皇权，下可管理百姓，近可凝结社会，远可传承文化，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了。
听到这儿，你对刘秀这个人，对东汉这二百年，是不是有点刮目相看？历史滚滚向前，有的时候虽然波平浪静，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。但是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里，完成这个阶段的要素整合，积蓄着往前突破的力量。
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这个过程，阎步克教授的史学名著《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》，它的精排版电子书已经在得到APP上架。也顺便推荐给你。
明天我们继续谈刘秀这个人的另一个意义。明天见。
